根据大宰职文，《六典》编制的最终目的都落实在万民上：建《治典》以纪万民。
因此，西周时期出现了作为至上人格神的帝和天，并借助祖先神，通过祭祀和占卜的方式与之进行沟通。行顺乎天而获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
另一方面，人应该尽性而实现天道。在大多数情况下，西周文献中的帝与天同义，天、帝名虽别而一体也，上帝者，天之别名。余英时指出，内向超越在将天归摄到人的内心的同时，使上源于天的道下通人心而止于其中。因此，在形上外在超凡观念层面，《易传》在继承神圣外在超越者帝或天的同时，建构了以天地乾坤阴阳为主的哲学宇宙本体论。天德即天之德，《易传》中多用刚健来描述天德，天之为德，刚不违中（《周易正义》，第188页）。
《易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10]参见黄玉顺《事天还是僭天——儒家超越观念的两种范式》，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54-69页。试想，作为社会的人，在特定的条件下势必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如果在岗位上不能很好履职，甚而干坏事，受到法律制裁，这自然有损个人社会生命，当然会辱及父母。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生死问题逐渐成为一大问题，于是产生了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对死者身后事的处理愈加重视繁复，慎终追远在实际上就产生了。习近平同志说：广大家庭都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我们4亿多家庭、13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仁爱是儒家思想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传承、发扬中华传统孝道基本精神，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为目标，多措并举，推动建设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
至孝并不因亲人的死亡而终结，祭是对亲人奉养、孝顺的延续。《孝经·开宗明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礼记·祭统》说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孝经·感应》说宗庙致敬，不忘亲也，《荀子·礼论》）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因此，天子作为天下人的天子、天地之子，仅爱亲敬亲是不够的，必须兼爱于天下，这是由天子的职责决定的。原载《华夏文化》2022年第2期 进入专题： 中华传统 孝道 爱亲敬老 。《祭统》还说：子孙之守宗庙社稷者，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
《荀子·礼论》说：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先祖，焉出。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小者是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乃能去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人那里孝的主要内涵是尊祖敬宗，施孝的方式主要是祭祀。
西周时期实行宗法封建制，祭祀祖先愈发受到重视。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醜而争则兵。
基于此，不管是处在社会的那个阶层、从事什么职业，在既有条件基础上自觉让父母享受到条件所允许的精神、物质最好待遇就是大孝。（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页）这种观念到春秋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
然而却没有认识到在父子一体观念支配下，爱身必及于尽职，孝是爱身与尽职的高度统一的理论推衍逻辑。注释： [1] 按：比如周予同先生1936年发表的《孝经新论》就认为《孝经》五种孝的分法是将孝阶级化。孝敬父母不一定非要让父母享受山珍海味、锦衣玉食，最重要的是诚心诚意，尽心尽力，竭尽所能。习近平同志说：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孝经·开宗明义》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为什么要这么做？《荀子·礼论》说：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追远是通过宗庙祭祀制度来进行的。
习近平同志说，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然而纵之，则是曾鸟兽之不若也，夫焉能相与群居而不乱乎。
所以，《礼记·祭义》说，天下之礼，致反始也，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只有爱的深，对父母才能和颜悦色。
在古人看来，爱亲是出于天性。摘要：中华传统孝道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标识。也可以说，个体的人要在社会参与中才能实现社会生命、呈现个体的本质。总之，对父母的孝，首先表现为自爱，自爱不仅包括对自我物质生命的保全，还包括自我社会生命价值的充分实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所以，古人说祭者，教之本也（《礼记·祭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礼记·祭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
《盐铁论·孝养》说：上养其志，其次养色，其次养体。人生天地间，每个人都是从祖先那里来的。
然而一些学者对此却大惑不解，比如徐复观先生说《孝经》将将孝按人的身份地位而分为五种，而内容又多不相应，实毫无意义（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23页）。习近平同志说：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
（东方桥：《孝经现代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0页）《礼记·祭义》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和睦的家庭关系、幸福的家庭生活，不仅需要殷实的经济基础作支撑，也要有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道德来滋养。在传统孝道观念中，敬身全身绝不仅仅局限于爱护、保全自我物质生命，更在于爱惜自我作为社会关系一员的社会生命。因此，爱身必及于尽职、敬业。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9-25（002））中华传统孝道从哲学上看是属于道德范畴的社会意识形态（康学伟：《先秦孝道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页），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的反映。张载《西铭》说：尊高年，所以长其长。
《孟子·尽心上》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对家庭稳定带来冲击，慎终追远的礼仪习俗在凝聚家庭成员、增强认同归属感、激发崇德向善的积极社会功能仍不容忽视。
现代人往往以为每个人生来都有独立人格，遗体说、亲之枝说在根本上否定了人格独立，把子女弄成了父母的私产。慎终追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